一、职业院校编制“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意义、背景与任务
（一）战略规划是统领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战略规划关系职业院校的核心要素和顶层设计，对其中长期发展具有“基因”性的构建作用。这一定位源于战略思想的本源与管理理论的演进。从词源学角度考察，“战略”（Strategy）一词可追溯至希腊语“Strategos”，最初特指对战争全局性的统筹谋划及作战行动指导，蕴含着在宏观上把控全局、谋划长远的智慧内核。“战略”概念后被引入管理学领域，催生出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的概念和理论。该理论强调，企业高层管理者需要通过动态分析内外部环境，制定具有根本性与长远性的发展规划，以实现组织的持续发展。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凯勒（George Keller）出版了《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将企业战略管理的逻辑引入高等教育，揭示了战略规划对高校应对复杂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它不再是简单的事务性安排，而是关乎组织基因的顶层设计，决定着资源配置方向、人才培养定位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以此为节点，战略规划理论在教育管理中迅速得到广泛应用，编制发展战略规划也成为高校管理的重要抓手。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统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方向，党和政府于1953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又改为“五年规划”。这一规划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而教育发展是“五年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职业院校而言，科学的战略规划能够极大地赋能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是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的核心内容，是职业院校竞争优劣势分析、发展定位研判、改革任务厘定的重要制度载体，更是推动职业院校改革发展的重要动能。尤其是在产业升级与技术变革加速的当下，战略规划能够引领职业院校研判经济社会及职业教育发展的全局和趋势，审视自身的现状和发展环境，明晰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坐标，构建解决未来发展中根本性问题的核心机制，进而助力创新发展与内涵式提升。
（二）职业院校编制“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现实背景
职业院校“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必须基于对经济社会包括职业教育现状与未来走向的深刻洞察。首先，与“十四五”时期相比，我国职业院校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高新科技快速发展给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带来了巨大冲击。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产业变革速度显著加快，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技能训练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职业院校不仅需要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必须提升其信息化素养和新技术应用能力。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度转型，传统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的岗位需求因自动化、智能化升级而持续萎缩，而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则呈现爆发式增长，劳动力市场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也必须随之升级、重构。三是人口负增长将对职业院校的生源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总人口已进入负增长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7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目前，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未来职业院校的招生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部分院校可能面临招生困难甚至生存危机。对此，职业院校应未雨绸缪，在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时予以理性的考量。其次，职业教育系统自身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职业教育的根本性变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业院校层次定位的明显提升。提升办学层次是职业院校“本能”性的冲动。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开启了职业本科大学的发展进程。至2025年5月，职业本科大学已达87所。可以预见，“十五五”期间职业本科大学仍将处于快速扩张周期，升格为职业本科大学将成为不少高职学校工作的“标志性”目标。办学层次的提升势必对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全局性的影响，这也是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的一个聚焦点。二是职教高考逐渐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要通道，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2019年，《方案》正式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在政策的驱动下，职教高考的报名人数迅速增加，现已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基本路径。职业本科大学通过职教高考录取的学生比例也逐年提升，学历含金量逐渐向普通大学看齐。职教高考在传统的高考体系之外，开辟了适配于职业教育的轨道。“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最直观的意义在于建立起符合职业教育特色和类型定位的、独立的招生考试制度。职教高考还意味着中职生向上升学通道的打通。”因此，职业院校的“十五五”战略规划应基于职教高考的发展状况，筹谋相应的措施。三是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为了响应新质生产力尤其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近些年职业院校积极优化人才培养目标，淘汰落后专业，增设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等前沿方向的新专业，同时开发相应的教学模式。例如，2024年12月，教育部更新《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增专业点6068个，撤销专业点5052个。撤销布点较多的专业有现代文秘、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空中乘务等68个专业。同时，增设了40个新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20个，职业本科专业17个。新设专业包括航空复合材料智造工程技术、航天装备精密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智能体工程技术、电子信息材料应用技术、生物制药工程技术、电动飞行器应用技术、生态环境数智化监测技术、电力储能应用技术、数字时尚设计等。可见，在经济社会发展样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势必要对内核进行持续革新，这理应成为“十五五”战略规划的重心。
（三）职业院校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的根本任务
基于上述分析，转型期职业院校肩负着特殊的任务，其发展战略规划应具有明显区别于之前的战略规划的意旨：一是确立新的办学定位，重构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职业本科大学是我国教育系统中的新型高校，既不同于高职院校，又与普通本科大学具有本质的差别；中职学校的使命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已从就业导向逐步转向职业预备教育和升学导向，相关政策也不再拘泥于中职教育的就业属性；而高职院校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和“升本”的压力。这势必要求职业院校科学地确立新的办学宗旨，构建与新的办学定位相符的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是职业院校的发展之“眼”，是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第一顺位的任务。二是奠定中长期发展的制度基础，构建健康、可持续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制度是长远发展的根基，是学校日常运行的基本依据。当职业院校的层次定位或人才培养目标发生改变时，原有的制度必须随之改革，否则就会掣肘新目标的实现。例如，在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大学之后，势必不能沿用之前的招生制度，必须构建适合新身份、新目标的招生制度。因此，职业院校的“十五五”战略规划应当系统谋划学校的基本制度建设，为学校的长远发展乃至常规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三是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是职业院校转型的主体内容。办学层次或宗旨改变之后，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实习实训活动、评价模式等必须进行内核式重构，“十五五”战略规划应为此谋划推进的方向、路径和可行措施。四是努力解决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战略规划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根本性等特征，一方面应当全面周密，另一方面又应突出重点，确定未来五年的重要工作方向。一些长期制约职业院校发展的严重问题，如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职业教育社会声誉不佳、职业院校经费不足等，既是职业院校长期面临的困扰，也势必会影响其以后的发展。职业院校应抓住“十五五”战略规划编制的契机，系统考量、厘定制约学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在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下进行科学研判，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思路和方向。
二、职业院校“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模式
编制发展战略规划并非普通的管理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实践。“实践”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做”，实际上，实践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既包括行动，也涵盖了理性思维。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观点，实践“既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也包括对世界的改造，更关注这种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对于人的生成价值，具有本体论性质”。许多职业院校将战略规划的编制视作常规管理中的一项“格式化”活动，由相关管理部门依据以前的套路，评估学校的现状，简单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进而制定未来五年发展的目标和措施；规划包括的主要内容模块依照日常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来设定，且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化。这种仅仅基于“做”的“工作型”战略规划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性、价值性不符，难以保证战略规划的基础性、前瞻性和引领性。当下职业院校的办学环境和自身状况正处于巨变时期，这决定了“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不能沿用过往的模式，而应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下开发更适切的模式，更科学地确立编制的理念、主体和原则，保证规划具有较高的质量与效用。
（一）确定适切的主体
由谁承担编制战略规划的任务是该项特定实践活动的出发点。由于将编制战略规划定性为普通的管理工作，因此这项工作通常由发展规划处或党办校办承担，有时也吸收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等相关处室的个别人员参与。这些部门长期被认为是应负责战略规划编制的职能部门，而且在获取信息、数据、经费等方面拥有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于编制战略规划具有天然的效力。事实上，行政管理工作基本上受既定规则和惯性支配，而且编制战略规划是临时的阶段性任务，这些因素导致管理部门在编制战略规划时会沿用以往的方式方法，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不会刻意追求规划的高质量，也不会有意识地采用新视角、挖掘新问题、谋划新路径。基于此，在相关的管理部门之外，应邀请职教所或高教所等研究机构深度参与，乃至主导某些合适的工作；同时，还应采取座谈会、访谈或问卷调查等有效方式，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广泛参与。如此形成的多元主体能够开拓视野与思路，产生新观点或提出新问题，并且大大有利于师生员工达成关于战略规划的共识。
（二）凸显问题意识
以前的战略规划编制一直被等同于常规的制订工作计划，即学校日常实践的一件普通事务。人类的日常实践具有显著的重复性特质，人们在日常工作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行为不过是以前已经形成的图式或已经成为个人行为习惯的实践的重复。重复性实践以及重复性思维是人类实践的关键特征，是人的活动和思维必要的和积累性的基础，但是“它可能而且的确常常延缓我们去承认新事物，去辨别其中所蕴含的问题”。转型期职业院校的中长期发展势必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其“十五五”战略规划必须超越以往的重复性思维，凸显问题意识，着力挖掘、厘清、确定学校当下存在的或未来可能遇到的重要或前瞻性的问题，以问题的确定与解决为线索，构建战略规划编制的逻辑。进言之，所确定的问题一定要具体明确，应有对问题形成原因的简明、精准的分析。虽然以往的一些战略规划也涉及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关于问题的表述往往过于笼统。例如，有些学校的战略规划指出学校在社会服务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社会培训规模较小，培训项目和内容相对单一，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但是，培训规模究竟多大？具体开展了哪些项目的培训？公众有哪些培训需求？学校的培训与公众的需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距？导致这些差距的原因有哪些？如果仅是泛泛而谈的内容，既没有指明真实的问题，也无法引导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职业院校“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要预研学校未来发展的难点与趋势，就必须深刻定义真切的重要问题。
（三）树立研究意识
传统战略规划的编制基本上遵循经验主义的逻辑，既缺乏问题意识，也缺失研究意识。高质量的战略规划是对学校中长期发展的理念、目标、路向、措施等的系统谋划，应立足于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洞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趋势，准确评估自身的状况与发展条件。同时，确定学校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仅仅是编制规划的起步，之后还要明确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所需资源等。这些都需要突破经验主义的束缚，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证调研来确保规划的科学性。一方面，编制战略规划不能满足于对原有材料或数据的粗浅加工，或者将原有的相关文本改头换面为“战略规划”的形式，而应该开展翔实的调研。调研者应具备必要的理论素养，调研过程应深入细致。调研对象应广泛多样，包括师生、学校管理者、企业相关人员、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以及学生家长等。另一方面，战略规划的编制应选择、采用若干适切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能够为编制者提供有价值的视角，也可以为调研提供有效的方法和工具。例如，SWOT理论就是在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各种规划编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理论框架，其中S(Strengths）代表企业内部的优势资源与能力，W(Weaknesses）揭示了企业存在的不足之处，O(Opportunities）代表外部环境中潜藏的发展机遇，T(Threats）则警示我们注意那些可能对企业构成威胁的因素。SWOT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系统识别和分析组织内外部环境因素的适切框架，在学校管理中也得到了较多运用。对于职业院校战略规划的编制，使用SWOT理论能够助力编制者明晰内部优势（如独特专业资源、地理位置优势等）、劣势（如基础设施陈旧、资金短缺等），分析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如政策支持、产业升级需求等）和威胁（如竞争加剧、技术快速更新等），从而高效地建立编制活动的工作思路和规划的逻辑结构。
（四）坚持校本意识
各级政府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均会编制“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职业院校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不是孤立的活动，应当参照各级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与其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职业院校在编制战略规划时基本上照搬政府规划的文本，仅仅进行一些粗浅“改造”；还有一些学校甚至简单仿照其他学校的战略规划，导致职业院校战略规划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这些均背离了编制战略规划的初衷。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主体，每一所职业院校均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区域产业结构、师资结构、发展需求等。因此，职业院校“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必须坚持校本原则，突破传统的“政策执行型”的路径依赖，转向“需求响应型”的规划范式，致力于构建符合自身独特性的发展路径。进言之，战略规划校本原则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政策文本的宏观指导性特征决定了其无法精准匹配每所院校的微观情境；其二，院校间的异质性特征要求制订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其三，师生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个性化发展需求，需要通过校本化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基于此，职业院校“十五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应力戒千校一面的弊端，通过运用适切的分析框架，全面扫描本校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努力寻求自身在历史传承与创新突破之间的平衡，构建包含组织架构、资源分配和评价反馈的闭环系统，进而形成体现本校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五）强化执行意识
战略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实施。然而，以往的战略规划有不少在编制完成并公布之后，往往就被束之高阁，难以发挥引领学校发展的实质功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行政管理工作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一项具体工作完成之后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另一方面规划本身也普遍存在形式化、空洞化等不足，许多规划对目标、路径、策略的表述相对笼统、模糊。例如，有的学校这样表述师资队伍建设的规划：“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和行业企业技术能手来校任教。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通过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兼职教师聘任等方式，充实教师队伍。重点引进新兴专业和紧缺专业的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诸如此类的表述均是不清晰、不具体的，可操作性较弱：准备制定哪些优惠政策？如何评估或确保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本校预计招聘哪些新兴专业和紧缺专业的教师？另外，也有一些院校的战略规划中，制定的目标或设计的措施脱离实际。针对之前规划普遍存在的弊端，职业院校“十五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应当大力强化执行意识。战略规划自身不仅应科学、合理，同时还应具备可行性、可操作性。规划编制应基于充分的调研、讨论，制订清晰可行的五年规划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应包含每一项重要任务的量化指标，执行主体明确，设计的路径和措施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战略规划不仅是学校发展的蓝图，也应是一份实用的行动路线图。同时，战略规划还应具备可核查性。规划应包含“监督”与“保障”的内容，对监督的方式、内容、主体与对象、奖惩措施等进行刚性的规定。学校领导层应当主持建立关于规划执行的监督评估机制，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定期组织对规划目标完成情况、任务执行情况的量化评估，进而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规划实施策略和措施，确保战略规划切实落地。
三、职业院校“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应聚焦的重大问题
关于战略规划的内容，已有的战略规划均力求全面，且所涵盖的内容模块大同小异，存在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要确保战略规划的科学可行，如前所述，在编制时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重点对“十五五”期间职业院校可能遭遇的新问题以及长期困扰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进行探讨。应当指出，解决这些复杂、困难的问题必须依赖职业教育参与各方、各种力量的协同攻关，职业院校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其“十五五”战略规划也必然受到高层级“十五五”战略规划的影响或引导。但是，职业院校可以理性与主管部门以及其他主体展开主动、深入的沟通，推进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
（一）师资技术水平不高，从企业技术骨干中招聘教师存在制度性壁垒
当前，职业院校教师招聘机制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壁垒，阻碍了企业优秀技术人才向职业院校的流动。多重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认为，社会由多元制度领域（如市场、政府、家庭、宗教、专业社群等）构成，每个领域均拥有独特的制度逻辑，即一套关于“何为正当”的价值观、规范与实践规则。“制度逻辑具有交互性特征，不同组织、群体和个体在制度变迁中会依据自身职责立场和利益偏好进行博弈互动，在交互影响过程中产生合作与冲突行为。”以此观照，职业院校针对企业技术骨干的教师招聘存在三重制度障碍：一是资格认证的制度化约束。职业院校教师招聘普遍遵循学术型人才选拔标准，这种“学历至上”的筛选机制将企业技术骨干排除在外。尽管《方案》明确提出放宽高技能人才学历要求，但地方政府的执行细则仍将“特殊高技能人才”限定为国家级技术能手（占比不足行业人才的0.3%），导致政策落地效果受限。二是组织场域的规范性压力。职业院校作为教育组织，深受学术场域的制度逻辑影响，绝大部分学校招聘教师时仍优先考虑“双一流”大学毕业生，面向企业技术人员的岗位占比微不足道。三是制度环境的激励缺失。职业院校现行人事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跨界激励机制，职称评审以学术论文为优先标准，薪酬体系未能体现技术技能价值，企业技术骨干入职职业院校后的职业发展通道也明显受限。在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技术水平要想不明显落后于企业，就必须切实扩大从企业技术骨干中招聘教师的比例，这理应成为“十五五”战略规划着力解决的优先问题。进言之，职业院校在“十五五”期间应努力构建“资格认证—薪酬激励—发展通道”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通过建立技术技能人才特殊认定标准、完善学历与技能等效评价机制、设立技术专家岗位序列等创新措施，为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提高师资的技术水平供给有效的制度。
（二）企业办学主体的地位虚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真实状况不乐观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度不足、校企合作浅表化一直是影响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其本质是办学主体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失衡。这种制度失配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企业主体地位的制度性虚置。虽然国家已经确立了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重要办学主体”的地位，但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实际参与度与政策预期仍存在显著差距。由于针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设计存在权利义务的非对称性，即单方面强调企业“应当履行职业教育义务”，但配套的激励往往难以兑现，与企业的需求错位、含金量低，而且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及管理活动时缺失必要的话语权，导致企业仅仅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名义主体”。二是校企合作利益机制的持续性失衡。有研究表明，企业参与职业院校办学的主要追求是经济回报与人才定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有近一半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可见，目前校企合作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制度存在缺陷，企业的诉求难以得到合理的满足。三是制度环境的约束效应。关于校企合作的政策体系长期存在多种矛盾：政策文本普遍采用“鼓励性表述”，如“按规定给予适当支持”，但缺失实施细则，导致这些规定停留在纸面上；职业教育需要企业的广泛参与，但政策对参与企业的资格认定却采用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需要前期的投入且可能遭遇风险，而政策承诺的税收优惠却是“事后补偿”；等等。职业教育场域中“教育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错位导致合作停留在资源交换的表层，难以形成命运共同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职业院校“十五五”战略规划在解决校企合作的瓶颈问题上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可以建立企业参与度的刚性约束指标，包括规定董事会企业代表的合理比例，开发“教育—经济”双目标评价体系，试行“校企联合体”法人治理结构等。通过力推“制度适配—利益共生—治理重构”的三维制度创新，企业办学主体地位在“十五五”期间有望得到真正落实，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也有可能实现从“政策驱动”向“利益内生”的系统性转变。
（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缺乏灵活多元的经费来源渠道
从办学的实际需求看，职业教育往往需要比普通教育更多的经费。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一直不足。与普通高校相比，职业院校不仅生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经费低，而且职业教育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也较低。据测算，“2017年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开始低于普通高中。到2020年，二者比值为1∶0.96，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水平偏低。2020年,高等本科学校与高职高专学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比值为1∶0.59。……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普通教育相比有较大差距，未能良好适配其发展规模”。一些职业院校虽然尝试通过技能培训的渠道扩大经费来源，然而许多地方政府规定职业院校的培训收入纳入地方财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职业院校开展培训的积极性。充足的经费是职业院校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利用编制“十五五”战略规划的契机，职业院校应知难而上，一方面与相关的政府部门积极沟通，表达合理诉求，争取更多财政拨款；另一方面，职业院校自身应积极开源节流，通过创新培训机制，灵活利用合规方式开展培训，构建“基本工资+绩效奖励+服务增值”的三元结构薪酬体系等。以往的战略规划关于经费保障的内容往往比较简略，似乎经费投入只是政府的责任，而实际上职业院校自身在筹措经费方面仍存在努力的空间。职业院校“十五五”战略规划应创新思路，尽力构建能够保障学校经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四）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存在偏失，尚未触及核心领域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快速发展，反映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展和成效。2022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首破20万亿，‘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8年16.1%提升到2022年17.36%。”当前，数字技术已成为高新技术的典型表征，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生产技术、工作世界和生活环境。职业教育以技术为根基，对于职业院校而言，数字化转型已从发展选项演变为生存必需。然而，目前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深受普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关注的重心更多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及其平台的建设、线上教学等方面，并未触及职业教育的内核。事实上，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应是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内容的变革，其底层逻辑是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在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方面，职业院校的数字化转型也存在“三重脱节”的现象：一是目标脱节，很多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规划未与企业数字战略对接；二是能力脱节，职业院校数字化教学场景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三是制度脱节，现有产教融合政策中数字化相关条款占比较低。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职业院校“十五五”战略规划应参照这一政策文本，提出有力措施，将数字化转型的重心切实转到专业和课程建设上来。同时，积极创新校企合作范式，与合作企业共同构建基于数字契约的新型伙伴关系，通过建立数字技术共研、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深度协同机制，为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开辟长远的有效道路。
（五）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不理想，亟待谋划设计有效的提升策略
生源质量不理想是我国职业院校面临的一个长期的结构化难题。与普通学校的学生相比，职业院校的学生知识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也长期存在污名化现象，导致很多考生及家长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当前，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同，各级政府更是非常重视技术技能人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因此，职业院校的“十五五”战略规划也应认真对待生源问题，通过设计有效的行动路径和策略来提升办学形象。这些措施包括提升办学层次，打造学校品牌；加强宣传推广，拓展招生渠道，精准招生定位；积极参与“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或试行综合高中模式；优化学生管理与服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的就读体验；践行“三全”育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等。总之，当前的办学环境为解决生源质量不理想的难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十五五”战略规划应当精心谋划，在提升生源质量方面尽快取得进展。（节选自《教育与职业》2025年第15期）
